醉驾入刑10年后跃升为犯罪“第一名”，支持者和反对者在网上争论起来了…..

2010年，在强烈的民意之下，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回应民意关切，把醉驾行为纳入刑法规制，成为“危险驾驶罪”打击的4个行为之一。这个罪名在我国适用10年之后，“危险驾驶罪”超过了“盗窃罪”，跃升为犯罪数量第一名。而“醉驾”行为入罪，占到危险驾驶罪的三分之一。

对这个现象，一直以来提高“醉驾入刑标准”或“取消醉驾入刑”的呼声不绝于耳。在全国“两会”之际，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提出了议案，适度提高“危险驾驶罪”的入罪标准。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社会效果，网上支持者与反对者展开了很多的讨论。对一个社会治理方案引发如此意见不一的讨论是件好事，这样可以更好地把这个“醉驾入刑”这个治理手段掰开来看，让其积极有利的一面和运行10年后存在的消极面都展现在民众面前，凝聚共识，也是一场全民共参与的大普法。

而笔者完全支持周光权教授提出的议案：适度提高“醉驾”入刑的标准。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首先，我们是一个人情社会的国家。酒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。亲朋好友，同学同事相聚，少不了喝上两杯，这个风俗习惯已经成为我们长久以来生活的一部分。而进入汽车时代的我们，居民家庭汽车保有量也大幅度上升，在这两个前提之下，醉驾几率的上升几乎是无可避免的。

目前我们对醉驾入刑的标准是80毫克/100毫升。事实上，每个人的酒精耐受性不一样，并非所有人饮酒之后都会影响到驾驶的判断力，丧失安全驾驶的能力。因此适当提高入罪标准，譬如提升到200毫克/毫升，既不会对社会司法资源和酒驾者造成损失，也同样能惩治、预防醉驾可能造成的危害。

对醉驾且造成迫切的社会危害的醉驾者而言，将其纳入刑罚予以惩治有积极的社会意义，也是良好社会治理的需要，符合民众的期待。

我们要看到，醉驾入刑的法律后果很严重，醉驾将纳入个人信用记录，贷款、消费等受到限制。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，行为人不仅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，还要被吊销驾驶证，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。不夸张地说，醉驾能够让行为人瞬间从天堂掉入地狱，不说自己可能失业、坐牢、倾家荡产，少数由醉酒驾车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还使得被害人遭受重大人身、财产损失，导致一些人间惨剧。

但对一部分符合醉驾入刑标准，但事实上仍能保持安全驾驶的犯罪者而言，可以用更有力度的行政处罚的方式对其进行惩治，而不是将其纳入犯罪打击。

如果说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醉驾者领受刑罚是咎由自取，那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，刑事犯罪留下的案底，可能会影响到其子女的参加公务员考试、征兵、银行、国企、事业单位、军校和警校等的政审。而如果报名的是特殊岗位，如警察、监狱等相关岗位，还需要三代以内近亲属无犯罪记录证明材料。

即便危险驾驶罪是刑法分则中最轻的罪名，其最高刑罚是拘役。但只要入罪，就会留下“案底”，对家庭二代、甚至第三代带来影响。在每年高达30万人因醉驾被判刑的现况下，显然对这些被影响的子女后代是不公平的。这个“祸及三代”的治理后果，显然并非我们的目的。这也是值得有关部门重视的。

刑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部门法，也是保护社会法益最后一道屏障。除了刑罚后果最严厉，谦抑性也是刑法的内在特点之一。所谓的刑法的谦抑性，就是说不应轻易利用刑法处置违法行为。

醉驾存在潜在危害是这个社会的共识，虽然适度“拉高”醉驾入刑的标准，但对醉驾者造成实际危害结果的各种情形，通过“危险驾驶罪”中“严重情节”进行列举，也能予以相应的打击。#法律视角看两会##代表建议取消醉驾入刑##建议统一醉驾入刑执行标准##酒驾#

而未到入罪标准的酒驾者，交由行政处罚，可以加大处罚力度，从而迫使醉驾者引以为戒，逐渐养成“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”的习惯。移风易俗，非一朝一夕之功。治理醉驾这个有一定危害性的社会问题，不应把刑罚视为最重要的方式。适度提高醉驾入刑标准，或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治理手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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